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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暨爱民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以‘墙’为‘界’:湘西苗疆边墙体系、民苗区隔与中心—边缘的秩序结构”学术讲座
2018年06月12日   审核人:

来源:民社学院    作者:杨亮平    摄影:杨亮平

2018年6月11日下午,,我院第四期“百川交汇”主题学术论坛下设的“师说新语”学术讲座在基地楼108会议室举行,吉首大学暨爱民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了主题为“以‘墙’为‘界’:湘西苗疆边墙体系、民苗区隔与中心—边缘的秩序结构”学术讲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主任罗彩娟教授主持讲座,部分研究生及本科师生到场参加。

讲座刚开始暨爱民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苗疆全图,使我们了解到了边墙的走向及其概况。在前言部分,暨教授提出:在湘西苗疆,自乾州厅至凤凰厅境内的“边墙”,与分布于湘西苗疆各厅县的堡、碉、屯卡、哨台、关门、关厢等一起,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 “边墙体系”。暨教授分别向我们介绍了湘西苗疆凤凰厅、乾州厅以及永绥厅的民、苗之“界”,别对其进行了分析比较。接下来,暨教授在讲授过程中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以“墙”为“界”如何可能?暨老师认为边墙的出现,并不只是为了方便地理划分。更是因为“民”、“苗”之间具有生态空间、社会生产生活空间的族群差异。当地居民群体具有“民”、“苗”之辨,传统文化存在区别。至清朝时,“民”、“苗”之界观念变得愈加清晰而完善。清代湘西苗疆这一“边缘”之地,对应传统中国“中心”—“边缘”架构,也有“中心”与“边缘”的地理区辨与大体清晰的社会模式——既有制度与文化表现,又有具体的物象表达,即以“墙”为“界”,将民村与苗寨、民地与苗地、民人与苗人分隔开来,形成民人与苗人两个不同分布的区域,宏观意义上,这也是对清帝国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版图之证成。湘西苗疆民村、苗寨的地理分布和“中心”与“边缘”的对应及其秩序型构,不仅揭示了其时苗疆社会治理中民、苗族群大多时候的实际“割裂”状态,而且也反映了“国家”在湘西苗疆的有效范围与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观念的差异,更提示清朝政府在“边缘”之地推进“国家”建设时的限度和继续努力的方向。或许,这对今天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仍有某些启示。

最后罗彩娟教授总结时指出暨教授今天关于湘西苗疆边墙的讲座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给了我们研究的另一种视角,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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